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全面升华，着力开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已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
实践特征
经过近两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已然成型。虽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时间尚短，但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治理理念现代化。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治理”全面取代“管理”，话语体系的演变折射出我国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明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与保障力量，以“自由、民主、法治、公正”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引领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水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得科学发展和永续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支撑。
顶层设计系统化。从2014年1月至今，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16次会议，共审议通过细则、意见、方案、规划等80余项。这些改革主要涉及经济体制、司法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媒介融合、智库建设等各个领域，凸显了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重点领域制度化。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通过对80余个重点改革领域密集出台改革举措，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现代制度体系。其中，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重点领域，中央深改组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就达23个，出台与司法体制相关的政策文件21个。
治理技术多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赖特定的治理技术，信息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随着行政事务的繁杂程度不断增加，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深入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和网格化治理，大数据技术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宠。
在现代治理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国家治理显示出蓬勃生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逐渐成熟和定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得以不断夯实与稳固。
待解难题
在现代化的中国境遇中，市场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共时性地作用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经济社会转型诱发的大量秩序危机和治理风险，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我国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高。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公现象成为当前我国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诱发国家治理危机与风险的制度根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性不高的集中体现。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稳步推进，我国传统的全能主义政府治理模式显示出管理成本畸高且效率相对低下的弊端，各级地方政府统揽社会事务的同时也导致政府深陷社会矛盾之中，直接耗损政府权威。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威信和公信力亟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呈现不同程度的危机症候群。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滞后，且发展极不均衡。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的根本原因。官僚体制内部严重的条块矛盾、机构重叠与职能交错等一系列体制性缺陷，也直接制约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当前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不高，决策能力不强；国家的社会监管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较弱；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也极不均衡，如：执政党和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较强，而市场主体、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较弱，体现出明显的“强行政、弱治理”的非均衡格局；政治、经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治理能力较强，而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的秩序维系能力、资源汲取能力、社会动员能力较强，而协调监管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等方面问题较多。
虚拟网络空间正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网络社会是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社会的虚拟特征在增加违法机会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违法成本，近年来高发的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金融商业数据窃取、黑客、恶意人肉搜索等，不仅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安全的大局。同时，网络舆论的群体极端化现象影响社会稳定。网络的匿名性弱化了道德责任感和约束力，导致网民规范自我行为的能力减弱。网络虚拟空间也容易形成群体内部同质与群体外部异质的强烈反差，为网络极端主义的产生提供温床。另外，网络具有天然的自组织性、非中心性、非权威性，具有强大的解构、颠覆功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剧增，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面临巨大的基础性挑战。
总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依然不够，虽然政府治理体系强劲有力，但其他治理主体的自主治理能力依然羸弱，“强行政、弱治理”的失衡格局依然存在。因此，通过制度建设、体制调适和机制创新以培育现代政治力量，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信任、合作与协调的互动机制，就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愿景。
路径优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口号，必须在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治理实践中践行，在解决具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具体问题的过程中稳妥推进。因此，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应找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
以培育现代政治力量为突破口，不断优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与战略格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培育能够支撑现代治理体系有效运作的主体力量，具体包括：具有开阔视野、公共精神和责任担当的领导干部群体；具有高超管理技艺的现代技术干部；能够有效运作现代制度体系、权利与责任有机平衡的现代公民；作为政府、市场力量有效补充的社会组织。核心环节是通过政府的自我限权、有效放权和制度化分权，形成政府—市场—社会职能边界清晰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分权协同”的现代治理格局。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组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激发市场体系的治理活力，稳妥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实现多中心的合作治理。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的治理技巧和组织资源，构建多元治理主体组成的平等、合意、互信互利的网络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和战略格局，将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制度建设为战略部署，着力构建现代政治秩序。制度质量是衡量和决定国家治理现代性的关键变量，有序推进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我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民主法治的治理方式增进国家能力的同时，确保各级政府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规训。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重点，着力构建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格局，在推进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稳步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核心原则的现代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持久稳定而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以体制调适与机制创新为优选之路，实现发展型国家到监管型国家的重心位移。体制调适既是我国国家建设最为鲜明的时代主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逐渐改变高度集权的治理体制，有效激发各种治理主体的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国家治理机制创新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程，而利益协调机制和政治调控机制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更多地通过听证会、民主恳谈、基层协商、民意测验和信息公开等方式优化公共政策过程，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以及强而有力的政治调控机制，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另外，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采用包括经济奖惩、特许制度、技术标准、信息提供、界定产权、财政补贴、绩效标准等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实现从发展型体制向监管型体制的转型，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充分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大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与水平。大数据技术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是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树立大数据治国意识，重视真实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数据相关关系的科学分析，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务之急。重视大数据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和决策机制”，实现大数据预测结果与政府决策输出的有机衔接，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治理体系的运转效率，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
以有效的民主化与法治建设战略提升我国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调适能力，不断增强执政党和政府回应社会需求和满足人民政治期望的能力，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选之路。当然，现代国家制度要获得扎根于社会、规范公民行为的强大力量，不仅必须使制度所蕴涵的价值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实施程序与规则，提升各级政府的制度实施能力和政治行动能力。
